早在二三十年之前，中国的散文出版就出现了焦虑症。焦虑的发生，不外乎两个原因：一是价值观念上的变迁，二是中国散文高度“专业化”带来的问题。第一个焦虑广泛存在于各行业各阶层，第二个焦虑真正属于散文自己。
中国散文的高度“专业化”是指在悠长深厚文脉的影响下形成的一整套写作及评价机制。“专业化”给过我们多少光明，相应地，它也会给我们几乎等量的阴影。散文出版在这阴影里深患焦虑。
面对焦虑症，中国的散文写作、批评及出版企图进行自我治疗，企图飞出“专业化”造成的阴影地带。他们乐观地认为，赶走“专业化”，散文即会获得自由之境。于是，他们向小说家讨散文，他们向诗人讨散文，他们向性别、市民等夹带着欲望噱头的因子讨散文。
然而理想的疗效没有发生。散文向诗与小说、向生活幽深处讨要益己之力量，本不是什么新鲜的发明。但当忸怩作态地强调某一单向度价值的时候，你一定无法开出良方。
汉语文学有着自己的管理办法——至于这样的办法是否就这么千秋万代地持续下去，谁也不知道。至少到目前我们看到的是，汉语文学中，散文仍然居中，诗与小说分展两翼。诗与小说分头从散文这个文学故乡出发，向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做言语探险，汲取力量与智慧，然后回归故乡反哺散文。当再次出发时，因为散文故乡给予的滋养，诗与小说会飞得更远，收获也更多。
基于，并发生逸出且再度回归的日常言语系统，即是散文。
有时我们对作品的不满，想来想去，原因大概可以归结为成色不足。可资成品的种种资源匮乏，会带来作品的成色不足；囿于范式跳脱不得，也会带来成色不足；秀而失之孱弱，灵而失之草率，刚而失之颟顸，拙而失之呆滞，同样也会带来成色不足。
镀金，是不能带来成色的根本变化的。一块金子，成色是需要接受检验的：接受挑剔的熟悉掌故的眼光的检验、接受物理学的检验、接受高温条件下的化合检验。检测一一过关，此时的金子，我们可以说它成色十足，其光辉中自带分量，其分量里自生光辉。
时常想起鲁迅。想起他的那些关于“国民性”问题的痛心文字。
在鲁迅先生的年代，现代中国也在生长。现代报业、现代出版，各行业的现代管理制度，大都市的现代物质生活等等，在鲁迅先生的年代都已经出现，甚至在某些领域，还呈现着繁荣局面。
我们不禁要问，那鲁迅先生为什么还要心痛？这是因为，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是会带来对社会的持续不满与持续批判的，这一点正十分鲜明地体现在鲁迅先生身上。但仅此一点还不足以解释鲁迅的痛心——深情的人才会痛心。就当时的情形而言，鲁迅先生痛心于不能看见中国社会一个深刻而本质的变化，痛心于不能感受到一个成色十足的现代中国。
如果我们深信文学应当关乎心灵，那么，我们就应该对作品的成色负责。
诚意通常与“老实”“本分”这些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。如果你不向长者、儿童说谎，在工作中能做到与同事坦诚交流——很有可能，你对俗世中与“诚意”匹配的仪式化的言谈举止、“得体”性修辞皆了然于胸，那么，在他人的回忆中，你几乎就是一个心怀诚意的人。
当我们把“诚意”移植到写作，并且将这一品格视为写作的内部规定性之时，就不得不对“诚意”的价值另作考量。
俗世中的“诚意”虽然并不排斥高蹈情怀，但在本质上，是身处人群中的个体的安全需求，因为本分、老实和非攻击性的人生姿态，更能够换取人际间的安全回报。
但在写作上，“诚意”却会带来另一番图景——因为，“诚意”发生的缘由变了，“诚意”倾诉的对象也变了，“诚意”叙事的评价体系当然也变了。
“诚意”写作本身也许没有能力判明古今与天地，但因为这种诚心实意，它保留了破译古今与天地不遮掩的蛛丝马迹的可能。
我们相信，也许只有诚意写作，才能贡献这样一条路径，沿着这条路径，我们可以回溯到写作的最大理由。
在奔向主旨、主题的途中，是闲逸之笔构筑了毛茸茸的生活。至少，到清末为止，这一趣味在本土文章学中绝非新异之说。后来的情形，对文艺史略有了解的人一定知道：我们，可怜到要在恩格斯的“自然流露”说中寻找闲逸之笔的合法性了。
有时真觉得不可思议。都忘了吗？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。然而荒芜的大地曾经矗立着现世之城啊。闲逸，是一种许可，也是在这一许可下人之价值的自然生长。自然生长中透露出的每一个消息都关乎真理。闲逸，也许它不在职业现场。不在荣誉现场，不在计划现场——是的，它不在观念的牢房。但我们不能据此判断，闲逸，它不在人间责任的现场。
恰恰相反，在可以清晰描述的有限责任现场之外，还有着更为广大的无限责任，关于人的生活与世界，那是闲逸精神的现场。
所以，把闲逸仅仅理解为犬儒情致的观点是大可怀疑的。所以，以各种理由对闲逸之笔妖诬陷化，可能别有用心。
只要你不是简单地认定闲逸就是好吃懒做，那么我相信，你一定能够明白，闲逸曾造就的经典如何会长久流传。
作家风格学是一门复杂的学问。构成风格的要素是复杂的，催生风格的资源也是复杂的。大部分阅读者不用花费太多时间去研究风格问题，只需要领受某类特别气息就够了。
比方说，即便你对鲁迅没有特别研究，你大概也能辨识出“鲁迅气息”。
作家一方面是公共知识生产链与传承链中的公众人物，另一方面，作家又是有着个体癖好的“私人”。简而言之，“公私合营”，造就了作家风格。
这样说，当然只是一个概论式的表述，甚至是草率的表述。在作家风格的生成中，还有太多的变量，还有太多微妙的化合。
汉语写作，我们通常是强调简洁的，因为在简洁的文章里，汉字的文化潜能有可能被激活。这种简洁，指向的并不是道德洁癖，以至于不给私人癖好留下存活空间。
即便如此，好的写作者一定有着这样的写作自觉：私人癖好，它只是未曾被检视的习惯，它没有力量从根本上重建或颠覆一个意义的世界，它不能够也不应该在作家风格中占据大统领的位置。
是的，你我都知道，对写作来说，私人癖好不能没有。但不能让它长到怪癖的地步，如果到了那个地步，它就意味着，写作者的心理困境在加深，除了服食人生巫术所土法炮制的丹药，他已经无法与真实世界沟通。
个人的力量总是极有限，生活与事业于是成为接力。我在接力后面略去“比赛”二字，正如我不爱说“排行榜”而称之为“大展”，究其根本原因，乃在于我们需要更多宽阔的道路——在“比赛”与“排行”之外，我相信，道路宽阔。
闻道有先后，一批又一批新人到来，岁月因之而新。在得闻道理的意义上，新人的到来，让时光里隐秘的接力持续进行。新人带着新的经验，新经验注定要溢出既有跑道，新经验注定是既有排行榜难以归纳的，而这正是文学接力的意义。
没有新的生成，便没有接力，于是也就没有与今天不一样的过去，于是也就没有历史，时间僵卧。
我想，对散文来说，它的初心，正是不接受时间的僵卧，正是在“比赛”与“排行”之外，培育更宽阔的道路，让岁月在新人的接力中不断生成。
汪惠仁，毕业于南开大学文艺学专业。1996年至今就职于百花文艺出版社。现任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，《小说月报》《散文》主编，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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